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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翊钧处理完了应天府的奏疏，一个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，他必须要考虑。
戚继光是完全值得信任的，可李如松呢
这里面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，是朱翊钧必须要考虑的。
文张武戚，张居正和戚继光二位定国柱石，他们都是朱翊钧的恩师，一文一武，教导朱翊钧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君王，这种帝师的关系，让皇帝和文张武戚更加亲密。
一如高启愚在应天府乡试搞得《舜亦以命禹》，皇帝真的不是很在意，反倒张居正一辈子不肯放过高启愚。
显而易见，李如松和皇帝的关系，就没有那么亲密了，完全的君臣关系，一如申时行绝对不敢在皇帝面前造次。
可张居正跟皇帝大吵大闹的次数，赶得上朱翊钧和王皇后吵架次数了。
这个时候，军队制度还要再变一变，需要一股制衡的力量介入。
这个制衡力量并非宦官、文官对主帅李如松的制衡，历史经验和教训足够多，只有将帅的平衡，根本没用，要是有用，唐中晚期、五代十国就没有那么多被杀的节度使了。
皇帝站起身来，在身后的书架上寻找，最终找到了戚继光的一本奏疏，这是上次边方军兵确定籍贯，戚继光写的奏疏，大明对边方军镇进行了全面的人口普查，将已经脱离军伍的军兵还民籍，大明军籍人口从二百万众，降低到了一百万，但饷银没有改变。
军饷要发给军兵。
当时戚继光讲，要组建边方营兵，戚继光给的理由，是边方不只有戍边，偶尔也需要进攻，那么边方营兵就很重要了，戚继光规划了二十七个边方步营，分镇九边要地。
朱翊钧再看到这本奏疏，感觉完全不同了，边方步营，不仅仅承担边方进攻职能，同样也承担了和京营互相平衡的职能。
只建立在顶层的制衡，也需要实力上的平衡，才能让京营里的一些野心家，按下自己的野心，不至于暴力失控。
朱翊钧又翻找了片刻，拿出了戚继光的另外一本奏疏，这本奏疏，是万历十六年戚继光凯旋后，谈大明京营兴衰原因的奏疏。
大明京营起起落落，经过了数次的解散、重组、改制，可是无论怎么做，京营都会逐渐衰弱。
这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，营兵很能打的同时，非常的昂贵，贵不是营兵的缺点，穷是大明的缺点，起起落落都伴随着大明财政健康与否，朝廷有钱，京营就强，朝廷财用大亏，京营就疲软无力。
朱翊钧之所以要翻找出这本奏疏，是他想起了这篇文章里的一段话。
古人有云，兵骄者灭，何故。国家大事在戎在祀，骄兵者，轻敌傲慢于人，必败于敌，亦败于内。
骄兵者，常恃国家之大，矜民人之众，在外轻敌冒进，进退失据，大忌也；在内骄纵不法，暴虐凌民，难忍也。
京营之衰，衰于骄，亡于傲，岂有不亡之理。
戚继光这本奏疏，是从骄兵必败的角度，去看到京营的兴衰起落。
在他看来，不仅仅是财用大亏、文武失衡、兴文匽武造成了京营的衰亡，京营自身的骄纵，也是根本原因，对外轻敌冒进，战场上容易战败，对内多有不法，百姓难以忍受，形成了削弱京营的共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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